出席日内瓦会议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担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1954年4月下旬，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在瑞士召开。我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
王炳南受周总理委托筹组代表团。在提出成员名单时，他向总理建议，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一则为了应付各方面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走出去，扩大见识，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王炳南还负责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准备会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资料以及所需的着装等。
会前，王炳南率领先遣队先期到达日内瓦，安排代表团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了解会议具体日程和应注意事项。他们在日内瓦近郊租了一幢备有漂亮花园的大别墅，大家风趣地称它为“华山大别墅”。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举行。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历时51天，因美国代表团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结束。第二阶段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原比朝鲜问题复杂得多，却因奠边府大捷、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加之美国在会议上很孤立，法国不愿完全听从美国，使得印支问题反而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会议期间，苏、中、越、朝始终紧密合作，在印支问题上苏、中、越团结一致，同美、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耐心的谈判。王炳南按周总理的指示，经常去找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互相通报情况，交换意见。他们怕被窃听，经常在洗手间里打开水龙头谈话。会议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恢复了印度支那和平。
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找到周总理传递了一个信息，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他们邀请吃饭时，曾流露出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莫洛托夫还说，史密斯在二次大战中是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从实际表现看，5月初杜勒斯回国后，史密斯成了美国代表团团长，在6月16日周总理发表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即席发言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这表明了美国领导集团中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铁板一块。会议将要结束的一天，很多人聚在酒吧间喝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周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举动。
史密斯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王炳南对史密斯的这一举动很重视，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极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他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第二天休息时，王炳南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周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周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总理向他走来，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史密斯又一次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摆设着许多中国瓷器。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史密斯又在休息时间来同周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据说，杜勒斯离开前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臂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上，王炳南协助周恩来运用高超的外交技巧，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争取了世界各国朋友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赢得了中国在日内瓦谈判的圆满成功。
中美大使会谈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7月底的一天，王炳南和大使馆的同志们去郊外野餐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这是一份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我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电报加抄驻华沙大使馆。王炳南读了电报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华沙使馆？旁边的使馆工作人员猜测可能是要他去参加会谈。果然几天后，他接到了中国外交部关于要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的正式通知。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重要报刊几乎都作为头版头条新闻予以报道，并作了许多评论和预测，王炳南个人历史、他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人生活，一时都成了报刊上的新闻。
对于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双方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实质性问题。美国则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实际上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棘手、最不可调和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最后为方便会谈先开起来，我方同意了先谈遣返侨民问题。
会谈地点仍选在日内瓦，确定于8月１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举行。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招手致意。美国首席代表是约翰逊。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l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王炳南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
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即其它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他郑重地重申我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有技术的中国人是美国的法律了。
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固执地坚守着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所谓原则，即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怕造成承认中国的印象和结果。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就始终不同意，生怕这就等于承认中国对居住在美国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等于承认了中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经过好几个回合的斗争，约翰逊理屈词穷，经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中方的意见。但说不能用“授权”两字，只能用“邀请”，以减少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王炳南断然予以拒绝。所以会谈的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却无积极成果。会谈进行了11轮后，到了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3次减少到1次。会谈形成程式化，双方轮流照本宣科，互不用语言攻击对方。王炳南为首的中方代表始终彬彬有礼，他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之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良好的外交风度。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王炳南可以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也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于是出现了有意思的情况，他们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各自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常有些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首先，约翰逊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免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请王炳南他们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周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甚至还邀请他们来看中国京剧团在日内瓦的演出。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另外，王炳南从华沙去日内瓦，中途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换乘飞机时，也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还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馆住宿。王炳南和约翰逊好像成了一对旅途伙伴。
经过40天之后，为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我国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进一步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阶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个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己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快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70年代尼克松和周总理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唯一的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1955年9月20日会谈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王炳南坚持讨论第二项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等实质性问题。美国一开始就采取了敷衍拖延的态度，以致使会谈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在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前提下，台湾问题确是最困难、最复杂、最不易调和、斗争最尖锐的问题，而且又是不能回避的先决问题。为此，双方争执不下。王炳南多次采取主动，打破僵局，以使中美会谈能够成为清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他一再提出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方的阻挠而使会谈停滞不前。
会谈进行一年了，常常是互相读一遍发言稿，或是王炳南提出美方侵犯我领空、领海的抗议，交锋几句，确定下一次会谈日期后即散会。王炳南对会谈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周总理却在运筹帷幄中促进会谈的进展。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犹如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特别是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轰动了。中国的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新闻界接到邀请的记者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杜勒斯在这种强大压力下，尽管拖了一年时间，但是到1957年8月还是不得不宣布，美国将准备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
周总理的妙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王炳南在会谈中步步采取主动，始终保持高姿态。1956年9月，他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公然说什么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与杜勒斯生硬拒绝相对照，周总理坦荡博大的胸怀与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9月底，王炳南提出解除对中国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一一被拒绝。面对着王炳南在谈判中的主动态势，美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采取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第73次的会谈中，约翰逊终于表演出了杜勒斯的一个新花招，他宣布自己将撤出会谈，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对这种把大使换成参赞，企图使会谈降级的无理做法，是坚决不能同意的。王炳南表示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意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就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便中断了一年。
“牛皮糖”会谈前后一百次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一方面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扩大对中国的威胁，派出大批军舰、飞机，加强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公然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因而使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起来。毛泽东为严惩蒋介石集团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命令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炮火十分猛烈。美蒋为了应付局面，拼命在这里集结兵力。党中央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1958年8月底的一天，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当天飞回北京。章汉夫告诉他，党中央要讨论对美国斗争问题，毛主席对这问题考虑了很久，有许多新的想法。周总理要他回来一起参加讨论。
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让王炳南在会上汇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当他谈到由于我们掌握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时，毛主席笑着插话问他: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它。
会上一些政治局委员还对中美会谈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王炳南都一一作了解答。会议最后决定，指定专人起草一个中美会谈的新方案。散会时，毛主席握着王炳南的手高兴地说:你讲得好，有朝气，跃进了!
参加会议的乔冠华等同志也对他说：你讲得真好。
后来陈毅协助周总理处理中美会谈的工作时，指示王炳南，前一阶段会谈中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台湾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都谈不上。陈毅这个指示，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是十分正确的，它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无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谈判还是使用武力，中国政府的原则是毫不动摇的。有一次陈毅见到王炳南风趣地说:“好嘛，你这是武戏文唱嘛!”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中美会谈，这种热情使王炳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很想了解一些内幕和事实。王炳南受周总理指示向全国政协委员作了一次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王炳南讲到我们和美国针锋相对的斗争，讲到党中央的决心，十分鼓舞人心。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先生对报告非常满意，他们从报上看到中美会谈的消息非常简单，听过报告后才知道会谈内容十分丰富，斗争很激烈。
9月6日，周总理发表公开声明，一是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澎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负责全部后果；二是倡议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政府表示欢迎这个建议。
王炳南在返回华沙前，毛泽东特意接见了他，叮嘱他会谈中应注意的事项。毛主席告诉他，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还谆谆告诫王炳南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对美国人不要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美国政府指派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会谈仍是马拉松式地进行着，依然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到1960年9月6日已经是第100次会谈。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让世人了解会谈停滞不前的真相，王炳南认为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他指出，在5年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始终是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而美方却毫无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进入第二项议程以来，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为谋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先后提出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可是美国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的阴谋已为世人皆知。王炳南着重强调，和缓和消除台湾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他历述事实，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就在这次会上，王炳南还就中美互换记者提出一个新方案，照例没有被美方接受。
1960年底肯尼迪上台后，中美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1962年3月，美国派驻巴西大使卡伯特作为会谈代表。这是与王炳南会谈的第三任大使。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又掀起“反攻大陆”的恶浪，局势十分紧张。王炳南于5月底回国休假，周总理要他立即返回华沙。
6月23日，王炳南邀请卡伯特到他的官邸来喝茶，随便聊天。卡伯特有说有笑，边进茶点边聊天，不拘礼节，显示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王炳南先谈了东南亚的局势，表示中国政府为此担心，然后着重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这时卡伯特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听得很认真。王炳南用强调的口吻说，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蒋介石集团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以及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加紧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增加“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不管蒋介石军事冒险结果如何，美国都企图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王炳南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王炳南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最后王炳南以警告的口吻说，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他请卡伯特立即把情况报告美国政府。卡伯特表示很欣赏王炳南的坦率精神，并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卡伯特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卡伯特这个明确表态，达到了王炳南的目的。这个重要情况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王炳南立刻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他及时摸到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
王炳南于1964年奉调回国。在长达9年的会谈中，王炳南坚定地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维护着我国的利益和尊严，与美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阴谋。台湾当局在查阅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全部资料后，也不得不对中方代表在如此漫长的谈判中始终坚持原则而表示惊叹。同时，王炳南又始终积极主动，通情达理，运用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外交斗争艺术，和美国僵硬的固执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整个谈判虽没有取得大的实质性成果，但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国要回了一个钱学森。王炳南在谈判中还同法国方面的人士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从而促成中国和法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毛主席赞扬说:“炳南在谈判中打破了他们的篱笆墙，拉过来一个法国，有功呀!”
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王炳南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美国会见了中美大使会谈中的三位美方代表，他们亲切地握手，谈笑风生，气氛热烈。他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能有今天，同过去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分不开的。（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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